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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人故事之《乔氏家族》
故人故事之《乔氏家族》
作者:黄 鸿 钢 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:2479 更新:2006-11-24

故人故事之《乔氏家族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石槽沟方圆几十里,一提乔氏家族,人们便会顿生谈兴,向你说出一连串有趣的故事、逸事来!
乔氏家族人口不多,但村东倒有个规模不小的乔家坟,坟葬者多少,不得而知。因为它只是方圆几十丈 的一个杂树园子。并不见正规的坟头排列,反正乔家人心里也不会太清楚,每年上坟时,见空插掀,封上不少坟头,挂上满园白纸,放上几个纸炮,倒也热热闹闹。
        当世的乔氏是弟兄三人,虽无显赫事迹倒也妇孺皆知,一生过得颇有声色。
       
乔老大(一)
 
        乔老大——字年福。他是我的第三个邻居,从香姑家搬出来后,就住在他家西屋。不知道是怎样攀扯,年福妻称我奶奶叫姨,于是他就成了我的表姑夫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表姑夫身材瘦小,夏天一身白粗布,脏的和皮肤差不多,两个裤管总绾到大腿根儿,一副蹚大河的模样,脚上总是穿一双烂胶鞋,走路“夸、夸、夸”一声响。手里总捏一根没有嘴儿的铁锅儿旱烟袋,烟叶不考究,听说他红薯叶、桐叶、等都能吸下去。吸烟也从来没火,总见他与别人对着锅儿吸,两腮一鼓一塌的。当吐出一口浓烟时,一双浑浊的眼总眯斜着对方,满脸嬉笑。那一口残缺的牙齿黄得发黑,门牙尖尖,再加上几根灰黄的胡须,总是我想起戏台上的“鲁阿鼠”。
        住了两年,什么印象也没留下,记得倒是他和妻子的一场吵架,他双手插腰,一边叫骂,一边作着骂人的动作,引得村里的大人孩子笑着看跟着学,过后都说他不算人。
        下伙以后,表姑夫头脑清醒,很有商业意识,就到街上垒个锅头,卖起了蒸红薯。那时人生活水平低,赶集上店,上午称二斤热红薯吃吃,就是一顿美餐。他这宗生意应运而生,颇受欢迎,不过当时人都认为他不本分。不管本分布本分,他起早贪黑只管起劲地干。别人本分得清淡,他却少有积蓄了。
        后来他兼做一些卖死猪肉的生意,不知别人臭说否,竟有他从粪池里捞死猪娃的传说了,当然名声好不了,不过他的生意还有人光顾。
        再后来他转行了,卖起了茴香豆,这生意看起来不咋着,可是省力气、也干净。那年月,乡下的穷赶集人,带孩子上街,不舍得买别的,掏五分钱挖一勺茴香豆,既好吃又耐吃。
        有一个集日的上午,他蹲在摊子前,打发完几个顾客后,眯着眼睛看那几个孩子、大人香香地嚼着豆的模样,突然笑了:“嘿嘿嘿……”同时一个天真的想法产生了:豆很香但是吃多了,牙关肯定酸,每个人最多也吃不上两毛钱,来各两毛钱管吃饱看看会啥样?嘿嘿!
        想到做到,随口而出的叫卖声就变成了“两毛两毛管吃饱!”刚喊时,人们都怀疑自己听错了,又知道他平时的德行,听不着!等几遍喊过以后,来了一个卖油的汉子,三十来岁,放下挑子说:“老乔,两毛管吃饱?”“管吃饱!” “来两毛!”一张两毛头递过去,表姑夫也挖了一碗递过来。卖油汉子也不客气接过来走到自己挑子前,伸手从油篓子里拉上来一葫芦油,一扬手淅淅沥沥浇在碗里,接着连吞带扒起来,表姑夫伸长了脖子准备看笑话儿,但是眨眼工夫碗已见底了。表姑夫的眼瞪得很大很大,不敢相信,这家伙,吃豆就不嚼?“老乔,吃完了!不够。”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,看着那只碗,脸热辣辣的,那只碗毫不犹豫地举着,他只好咬着牙再挖一碗。第二碗人如法炮制。围观的人都拍起手来,笑着议论着。碗又第三次举到眼前,表姑夫的瓦盆里本来就没有几碗,一集的生意算完了!他冒着热汗,但仍说:“来,不服你不饱!”
        又一年,做生意叫资本主义尾巴儿,他土改时的老贫农,深知“尾巴”的利害,见好就收了。
        转眼间,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,开始他也不怎么样,不过是批判别人时 ,他都要发上几句言,反正总有啥说,不管甜咸常常惹人发笑。
        后来他儿子急于参加红卫兵,天不作美,儿媳妇家成分高!干着急没办法。正在为难,听说胜了个“二七公社”,他儿子还算灵动,一夜之间与二七战士有了牵连,成了受迫害者,也就是坚强的二七战士了,也拉起一面大旗成了造反司令。不过,这一派几乎是贫下中农不纯的一类。表姑夫也神气起来,在儿子主持的夺权大会上,声嘶力竭,如痴如狂,读最高指示又不会,但又不甘心:“毛主席说我赫赫的有名”。胜者王侯败者寇,谁敢说不是最高指示?
        乔氏家族从此走上了鼎盛时期,表姑夫也成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的老太爷!
乔老大(二)
 
           老太爷有老太爷的威风,老太爷有老太爷的烦恼。每当表姑夫趾高气扬时,也总有人暗地里对人不对人说他的孬事儿。于是乎,他会从人们恭敬的眼神中,品出潜在的讥讽来。不过这值多少钱一斤?看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!赶集上店、修大寨田,他那细小的胳膊上总套着一个皱巴巴的“二七”袖章。在大队各派的权力争斗中,他只知道努力地去诽谤别人,而不惜出丑露乖,力没少出,有时却给对方留下话把儿,惹得乔主任火冒三丈,连嚷带骂一顿。他从不生气,反而笑着说:“娘那脚,我想害你来?”
        运动中的反反复复,表姑夫并不都懂,但他深知子贵父荣的道理,总在糊涂又清醒地斗争着尽管有时策略之低下。
        转眼到了批林批孔的1973年。冬天,栗子坪电站工程上马了。各路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八里滩,表姑夫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里,不时与一些年轻人说些轻薄的笑话。这时他已从老太爷的位置上跌了下来,成了平民。
        傍晚到了驻地,累得够呛。找到安排的两间牛圈和两间民房,放下行李后,站在门外高处,举目望去,苍山蜿蜒,迤迤逦逦,残阳如血,照在寡山秃岭上,没有一点生动的气息,那条伊河从脚下流过,就像一条僵蛇,也不生动。能吸引人的,却是房后半坡上的两棵大沙梨树,那梨结得很稠,累累繁繁,不知道涩不涩,心中只有想尝尝的念头。
        晚饭后,支书将自己的部下招到村后那两间牛圈里,进行了训话,约法三章,教训我们不可造次,严守规矩。最后分住房时,说年龄大一点的住家里,年轻人住牛圈。要求在家的不许胡言乱语,在外住的不准费气。末了,特别点到:“老乔,住在家里,不准说些骚毛狐臭的话,人家有大有小,要像点样儿!”表姑夫呲着黄牙嘿嘿一笑:“中,中,中!”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,支书去营部开会领任务,由团支书带人上山打柴。山,对于我来说,很有吸引力,没有上过山,很想去看看,结果因体质弱被留下打防炮洞。表姑夫本来也不在打柴之列,但他非去不可。别人只带了一把斧头或镰刀,他却借了一条扁担。
        打柴队伍原定中午返回,谁知道傍黑才听见有人捎信儿,叫去接接他们。老天爷,且不说打柴多少,早上的两个红薯馍恐怕早就没影儿了。我们在家的几个一拥而出,仿佛办了输理事儿似的,跑下坡去。
        当我接过团支书的柴捆时,他长出了一口气,擦了一把汗苦笑着说:“真饿坏了!”队伍里,就表姑夫的年龄大,而又惟有他但了两捆,也惟有他没人接。在别人的嘲弄声里,一步一步走上来,刚到门前,就像瘫了似的一屁股坐下来,大口喘着气,汗珠象瓢泼似的。
        停了好大一会儿,他就又恢复了老模样儿,眯斜着眼,抽下扁担,又故意把自己的两捆,另外放一个地方,才回过头满脸傲气的走进屋里。
        此后,正式开工了,虽然生活不好,但活也不算紧。白天,打打钎,放放炮,铲铲渣子。大部分是年轻人,干着吹着,山南海北,云天雾地,奇人轶事……表姑夫有时也好吹上几句儿,而大多数是气味不正的瞎话儿。
       晚上,我们牛圈里的一班人,胡乱拉着胡琴儿,扯着喉咙乱吆喝。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八个样板戏唱得滚瓜烂熟。要么就是凑在小油灯下,听一人念那一本无头无尾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保尔柯察金的顽强精神,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,还是很受感动的。记得最常念的是冬妮娅追求保尔的一段,它给精神上空虚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遐想、向往,读时、听时往往兴高采烈,而后看看现实,满牛圈的小伙子,差不多都是光棍一条。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普遍现象,于是就有几句感慨了。
        往往白天到工地或吃饭时,住家里的人都说,夜里老乔说的瞎话儿真好,生动、来劲儿,并说房东老朱都听服了。还有人说,出来上厕所,见老朱媳妇儿也坐在自己门槛上认真听着。年轻人都问老乔说的啥,他故作神秘,欲言又止。但年轻人都知道他有啥好故事,准是那几个老掉牙的瞎话儿。不过还是乐意逗他:“老乔,支书叫你说?”
       “叫说?他也老想听!”
       “你不怕老朱媳妇骂你?”
       “她?才开始老朱去听,后来她也趋趋摸摸去听,听着笑着,走都不想走。”
       “喷来!就你那骚瞎话儿?”
      “不信去球,你问问支书。”他看见支书走过来,就拉扯上了。
       “做鸡巴活吧,醋烂柿!”
       “嘿嘿——这一下儿信了吧?”他吐了一口浓痰,呲着黑黄的尖牙,笑了。
        有一天,表姑夫没上工,休息时才知道他听说伙上要改善生活,就找事务长磨着要去城里赶集,顺便买点烟叶。
        傍黑儿,他回来了,浑身湿漉漉的,脸色也不好,别人问他,他什么也不说。两天以后,才听说他那天下午回来时 ,在栗坪过独木桥时掉下去了,被外队人救起,肉还给了他,烟叶却让那几个烟鬼顿下了,说是不白捞他一回。他矢口否认,只说烟叶掉河里刮跑了。
        转眼到了年终,我因事提前几天回家,支书说:“走吧,评模范少不了你,干得不错!”对此,我不敢奢求,有句话就行了,文革中的磨难仍在我心中是个阴影。后来听回来的人说,评时也提到了我,有人说他走了,就算了吧!
        他们还颇有兴致地对我说了表姑夫的趣事儿。他老人家是积极参评,但可惜的是没人投他票。他大吵大闹:“不中,不选我,我那一条做得不好?是没给你们倒尿罐儿,还是没给你们说瞎话儿?”
       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人们报给他的是一阵又一阵的嘲笑声。
       “老乔,算了吧,老汉儿家还争啥来?”
       “老汉儿家?老汉儿家也能当模范!不是叫给你们说瞎话儿来,没良心货!”
       “中,中,选你当酸司令,当掂尿罐儿司令!”
       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人都笑得蹲在地下起不来。
 
老三

        乔老三叫三宝,从我记事起,他就好像那个样子,仿佛无冬离夏都穿一身黑衣服,油腻腻、脏兮兮的。他是个独身,不,确切些说他曾是有妇之夫。听说他年轻时娶过一个挺不赖的媳妇。后来本村一个青年常去他家坐坐,老三也说不出什么。再后来那个媳妇却上吊死了。死得很离奇,说是在床帮上拴了条裤带,一条腿还在地上跪着,只是勒住了咽喉,从此以后就是他一人过了。
       只记得合村吃食堂时,他在东场学唱戏,乱舞扎一气,很是可笑。还记得他从来都粗声大气说话,主要特点是天阴下雨前,都会登上西坡或西岭头儿,昂首挺胸,把手做个喇叭状,放在嘴上开始广播: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,这个——这个——我们要下一点雨。我们借十万八千零五点雨……等等之类,话中不乏大队干部、生产队干部开会时讲过的词句。说也奇怪,只要他一广播,不几天,非风既雨。因此,三邻五村的人只要听到他“广播”,就知道风雨兴焉。这种事一直伴随了他一生。
        叫我难忘的是1960或1961年,食堂最艰苦时,村里除了炊事员和队干部家,人人都在挨饿。人们饥不择食,饭锅里的饭越来越稀,直到变成清水。渐渐的连红薯叶也不见了,代之而来的是棉花叶、柿树叶,吃馍是玉米芯子磨碎,团都团不住的“淀粉”馍,吃时实在难以下咽。这时人们开始为生存而搞一点外快,榆树叶子光了,杨柳叶子光了,接着,榆树的皮被剥去了,白森森的树干裸露着,地里的生东西,只要没人揭发,也会随时咬上几口。秋天放学时,我们都会绕到西坡或南坡偷些生柿子,埋在河滩里,每天都会扒出来咬一口,尝尝涩不涩,实际等到变甜,也就尝完了。终于有一天,摘下来干脆就咬,也不涩,真的不涩!也就省了许多手续。
        这一天,食堂里不知从那里弄来一点米糠,拌一点红薯面做成窝窝。大人每人两个,孩子减半。分到手时是急于吃又舍不得吃,吃的时候,又香又甜。
        半下午?还是第二天?听到三宝叫唤连天:“妈呀,娘呀……”我随大人们跑去看热闹,大枣树下,三宝躺在那块大石头上,裤子褪到腿弯儿,脏巴巴的臀部裸露着,肛门里流着血,旁边他二嫂手里拿根线柱儿。他痛苦极了,双手捧着肚子,身子在战栗着,鼻涕眼泪糊了一脸,声音也森人得很。他嫂子说:“吃得太多了,下不来!”
        原来,三宝那天是给伙上担水,事务长说是出力活,除了他应分的两个糠窝窝外,又给他加了两个,他自己又抓了一个,吃后还不尽意,连他二嫂的半个也要去吃了。
        下又下不来,剜又不敢剜。在他的叫唤声里,不知谁弄来一点蓖麻油,他想喝水似的一饮而尽,接着还是叫唤,后来我上学去了,他的叫声仍不绝于耳……
        后来,食堂散了,他仍是一个人过日子。转眼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,乔主任当权了,他也随着咋呼了几次,不过人们仍然不重视他。后来,使他大出风头的却是另一件事。
         知青下乡了,这是个新鲜事儿。我大队当时没分到,觉得很失落。后来从外大队转来四个女知青,住在三宝村里。生产队安排她们去干棉花专业队,负责给棉花打农药,三宝被派去挑水。他们也常拿三宝开心,张口合口“你老姐怎么着”。三宝大怒,骂得她们狗血喷头。知青们哪受得了,不几天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在传唱知青编的歌:
        “沟那边儿是谁?”
        “乔三宝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拿的啥?”
        “烂棉袄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你不穿来?”
        “虱老咬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你不逮来?”
        “眼老小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你不买眼镜来?”
        “钱儿老少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“一月几个钱?”
         “两三毛。”
         “你不死来?”
         “命老好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 ……
        不几天,传唱到附近大队,又到附近公社。三宝好暴跳了一阵子:“妈那脚,不给恁们寻婆子家!”
        三宝的破房子外,有一份宅子地,不知是他从地里挖的还是埋下的种子,有几棵桃树长势喜人,没几年就开花结果了,也成了孩子们袭击的目标。三宝家里没人看,孩子们一件三宝去地做活 ,就去偷桃儿。三宝恼火了,就用乱石头、烂砖头、黄泥巴垒起了一堵墙来,这样,桃子能保留一点。五月半,三宝把桃子摘下一担来,挑到街上去卖。桃儿很新鲜,很吸引人,更何况是全公社都闻名的三宝在卖,街上的大人、孩子都去毛捣他。往往是在大人的怂恿下,一个孩子抓一个就跑,三宝大呼小叫地追着骂着,而另一边没材料的大人和孩子一哄而上抓些就跑,等三宝转身回来时就又少了许多。他又想追,又怕再丢。于是双手卡腰跳着骂:“妈那※,大街也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,你们这些帝修反的别豆(动)队!”……引来的是更响亮的哄笑声。
        抓归抓,骂归骂,三宝还是有一定收入的。后来他不再去街上卖,挑到乡下村里去。但走时,他又多了一条心,生怕村里的孩子们去摘,就掂了一罐尿泼在树上。
        在生产队里,三宝干活不是好手,别人看不起他,但他有一个长处,就是关心集体利益。谁家猪、羊跑到地里,他都叫骂着赶,不过生产队从不表扬他。在一些问题上,他的见解还是很超前的。记得多年前他就忧心忡忡地说:“乱占地,房子压压,坟压压,总叫恁吃来!”
        这一年,他突然得了黄疸型肝炎,脸肿着在村里走来走去说:“这没有接班人会中?”说要把自己预报天气的招数传给侄子,可惜侄子不是那块料!
        后来他又好了,每天又是面朝黄土,背朝青天,日出而作,暮黑而归,不过“广播”的少了。即使“广播”也自私了许多。往往是高呼隆天万岁后,祈告上苍:“可怜可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,可怜可怜我大队人民,可怜可怜我石槽沟人民……”
        这几年,我不在家,关于他的事儿听说得很少。去年某一天,说是他死了,我也不以为然,他那种人堂堂皇皇 ,会死吗?
        今秋回家收秋,听堂叔说三宝死前的一段笑话。三宝临死时叫着乔主任:“才娃儿,你过来!”
乔主任想:“叫我弄啥来,莫不是还有个存折来?”
        连忙过去:“小叔,弄啥来?”
        “才娃儿,你记住,天阴时 ,寒老鸹往东会下雨,往西会刮风……”
        “球……”
        “还要喊……喊……喊隆天万岁!”说罢瞑目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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