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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帝神农文化与荆楚文化
炎帝神农文化与荆楚文化
作者:魏昌 来源:华夏经纬网 点击:1988 更新:2006-11-25

中华文明史,始自传说的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,接着就是“三王”(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),即夏、商、周时代。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虽仍属氏族制阶段,但已占燃了文明之光,是我国先民经漫长发展而进入一个质的飞跃时期。《白虎通》说:“皇,君也,美也,大也,天之总美大称也,时质故总之也。号为皇者,煌煌人莫违也。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,不为皇也,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。……帝者,谛也,象可承也。”古代的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,各种史籍记载不一。如《尚书大传》以燧人、估羲、神农为“三皇”;《春秋运斗枢》,则以伏羲、女娲、神农为“三皇”。此外,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,如有说天、地、人,或说天、地、太为“三皇”。“五帝”的说法也很多,自司马迁专撰《五帝本纪》后,一般就以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为“五帝”了。可见,“三皇”是更为遥远的上古时代,“五帝”则将已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了。《风俗通》称:“天立五帝以为相,四时施生,法度明察,春夏庆赏,秋冬刑罚”,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。

在“三皇”的传说中,与古荆楚大地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有伏羲、女娲和神农。长沙楚帛书有伏羲、女娲生四子为四神的记载,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。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庖牺氏(即估羲氏)在位一百一十年崩,葬南郡。”《淮南子》说:“伏戏(即伏羲)、女娲不设法度,而以至德遗于后世。”《楚辞》留下的伏羲、女娲的记载,则更加生动有趣。如《天问》:“女娲有体,熟制匠之?”《补注》:女娲,“人面蛇身,一日中七十变,其肠化为此神”。《离骚》:“吾令丰隆乘云兮,求安妃之所在。”此安妃,一说是伏羲之女,一说是伏羲之妃,丰隆,云神。《大招》:“伏戏(羲)驾辩,楚劳商只。”王逸注:“《驾辩》、《劳商》,皆曲名也。言伏戏作瑟,造《驾辩》之曲。”楚国的乐典,亦传为估羲所作,可见估羲在楚人收目中所居有的崇高地位。估羲、女娲在楚地留下如此丰富多彩的记载,当与他(她)们为苗蛮部落首领有关。楚人是姓季连部与苗蛮融合而成的血缘群体,对他们当然充满了怀念敬仰之情。

如果说伏羲、女娲更多地充满了神秘色彩,神农则更趋于实际,使我们似能看得见、摸得着,领略到他的现实气息。神农“出生”(准确地说应是“生成”)在何处,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神农氏起列山,谓列山氏。”此列山,《水经注·濯水》说厉(赐)水源自大紫山,一水流经历乡南,水南有重山,即烈山,“山下有一穴,父老相传曰:是神农所生处也。故《礼》谓之烈山氏。”又一水入随注濯,即今随州市境。《荆州记·随郡》(盛宏之撰)记:“随郡北界有厉乡村,村南有重山(烈山),山下有一穴,父老相传云:‘神农所生’。……疱牺生乎陈,神农育乎楚,考籍应图,于是乎在。”由于神农我董于厉乡(山)、烈山、列山,一处而异名,故神农氏又号称列山氏、烈山氏、厉山氏。今湖北随州市是神农氏的故乡,历代学者多持此说,看来已成为人们共识。神农作为一个氏族部落和一个时代的代表,他的遗迹当遍及古荆楚大地,而今江汉流域和鄂西北则更集中,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。如《荆州记》云,随郡厉乡村“中有九井。神农既育,九井自穿(贯通)”,“汲一井则众井水皆动”。著名的神农架林区,则传为神农百草、创医药文化的地方。《帝王世纪》说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崩,葬长沙,等等。

先秦时代,思想活跃,在“信而好古”的氛围下,人们在探古中,把远古的历史传说,纳入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的框架,尽管不免充满虚幻模糊的色彩,但如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,却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性,为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,提供了依据。“三”与“五”均属虚用词,代表多数,故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,只是代表一个时代,或代表一个时代所涌现出来众多的杰出人物,这就是为什么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淬各种说法的缘由。时至战国,又盛行五行之说,古代著名的帝王又配以五方之位,众多的古帝也就只局限于“五帝”。“五帝”的说法,最早见于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郯子答昭子问。他说黄帝以云纪,故为云师而云名;炎帝以火纪,故为火师而火名;共工以水纪,故为水师而水名;太皋以龙纪,故为龙师而龙名;少皋以鸟纪,故以鸟师而鸟名。黄、炎两帝在此同时出现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说:“昔少典娶于有乔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,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,二帝用师以相济也,异德之故也。”按此说法,炎帝与黄帝一样,出自少典、有乔氏,分别生成于姬水和姜水。古人在探求远古历史时,往往张冠李戴,把有某些联系的传说人物,合并为一个人。如炎帝与神农氏合并,成为炎帝神农氏,黄帝与轩辕氏合并,成为黄帝轩辕氏。本来炎帝在黄帝之后,由于神农氏在黄帝之前,炎帝也就提在黄帝之前了,现在人们习惯称“炎黄”或“炎黄子孙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炎帝本来与黄帝同出于一源,但按五方定位,炎帝在南方,炎帝与神农氏合就更顺理成章了。所以,炎帝神农氏,是古人经过长期整合的结果,为后人了解与研究远古历史,指明了方向。

《越绝书》说,轩辕、神农赫胥之时,“以石为兵,断树木为宫室”,黄帝之时,“以玉为兵,以伐树木为宫室”,禹穴之时,“以铜为兵,以凿伊阙,通龙门,决江导河,东注于东海,天下通平,治为宫室”,又“作铁兵”,天下莫敢不服。可见,神农氏以至炎帝神农氏合时,仍处于以“石”、“玉”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。这一时代是人类与猿揖别后进入一个新的飞跃时期,在生产领域中,首先是农业得到蓬勃的发展,农业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。炎帝神农氏就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性代表与概括。对这一时代,我们从众多的史籍记载中,今天仍可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如《白虎通》说:“古之人民,皆食禽兽肉。至于神农,人民众多,禽兽不足。于是神农因天之时,分地之利,制耒耜教民农作,神而化之,使民宜这,故谓之神农也。”《周书》说:“神农之时,天雨粟,神农遂耕而种之,作陶冶斤斧,为耒耜且耨,以垦草莽,然后五谷兴助,百果藏食。”在神农之前蒙昧时代,人们的生产活动矣生活方式,主要是采集和狩猎,所谓“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实足食也;妇人不织,禽兽之皮足衣也”吃的是野果,穿的是兽皮,是人非人,生活艰苦,寿命短暂。神农氏于是制耒耜,“教民农作”、“作陶冶斤斧”,改变了整个时代的命运,当为后人所感恩怀念。当然,我们今天已难以考查其具体踪迹,但从荆楚大地所出土的各种文物,亦可了解其大致历程。我们知道,约从七、八千年前,我们已进入新石器时代,黄河、长江流域各地先民先后掌握了火耕水耨、陶冶斤斧的耕作方法与制陶技术。以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例,其石器已以磨制石器为主,且相当精致,既有大型的石斧、石铲、木柄石锄,又有精巧的刀、凿等小工具,全面而多样。各地遗址不定期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谷的红烧土、陶片和谷灰渣,说明当时荆楚大地已普遍种植水稻。陶器是先民长期使用火和掌握用火技术的结晶,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标志。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,有红陶、黑陶、灰陶、白陶之分,前期以红陶为主。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重要特征。石家河文化陶器则双灰白陶(或黄白陶)为主,器形复杂,许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见。石家河文化中还格外引人注目的,是发现了众多的稀世珍品玉雕。玉雕先用灰白色、黄褐色和青灰色等软玉作玉料,除雕刻成管、坠、珠、璜、环、璧等装饰品外,还有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状的玉器。古荆楚地域内出土如此众多精致的石器、陶器和玉器,证明上述《越绝书》等史籍的记载,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的。从在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,当前学术界认定是苗蛮部落创造的,但实际上,大江南北,特别是古荆楚大地,包括江、汉、湖、汀的先民,历来是相互交流和日渐融合的,所以这些文化遗址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文化的面貌与发展轨迹。

农业的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,手工纺织业也相应得到发展。《文子》说:“神农之法曰:丈夫丁壮不耕,天下有受其饥者。妇人当年不织,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期耕不强者,无以养生;其织不力者,无以衣形。”可见神农氏既强调农耕,亦注重纺织,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已经形成。这点在江汉地区出土的有关文物,亦可得到印证。如屈家岭文化遗址中,就出土了大小不同的陶纺轮,质地一般为泥质橙黄陶,形体轻巧,彩绘鲜艳,说明当时手工纺织不仅已相当普遍,而且纱和布还有粗细之分。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,必然带来商业的发展,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礼宾司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”,这是炎帝神农时代“衣食备”所速带来的积极结果。

中国医药文化,是炎帝神农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《淮南子》说:“古者,民茹草饮水,采权木之实,食赢之肉,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,相土地宜,燥湿肥尧高下,尝百草之滋味精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神农氏为了使民人免受病毒之苦,访师请教,亲身体验,终于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草药文化。据《本草经》记载,神农曾专门请教太一小子,太一小子说:“天有九门,中道最良,日月行之,名曰国皇,字曰老人,出见南方,长生不死,众耀同光。”“神农乃从其尝药,以救人命”。得“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”,“本上经”;“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”,“本中经”;“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”,“本下经”。“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,法三百六十五度,一度应一日,以成一岁。”《博物志》引《神农经》说:“上药养命,谓五石之炼形,六艺之延年也。中药养性,谓合欢蠲忿,萱草忘忧。下药治病,谓大黄除实,当归止痛。夫命之所以延,性之所以利,病之所以止,当其药,应以病也。”后人为念神农之功,至今许多地区还留下了其尝药之鼎存焉。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,一名神农源、药草山,山上紫阳观,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处,一名神农源、药草山,山上紫阳观,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,中有千年龙脑。“包括湖北、湖南在内的古荆楚大地,不仅神农架传为神农氏尝百草、创医药文化的圣地,而且后来楚人还留下了许多有名的中划药记载,楚地更留下了中草药的实物见证。如《离骚》中的“江离”、“芷”、“秋兰”、“木兰”、“宿莽”、“椒”、“菌桂”、“蕙”、“留夷”、“揭车”、“杜衡”、“菊”、“薜荔”、“艾”、“荃”,《九歌》中的“瑶”、“杜若”、“频”、“荪”、“辛夷”、“鹿芜”、“石兰”、“三秀”(指灵芝草,因传说灵芝草一年开三次花,故名“三秀”),说明楚人对各种花草的性能均有一次的认识,并引为自己诗作中描绘的对象。又如1975年,荆州纪南城内凤凰山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,葬于公元前167年,与其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、姜等药物,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。男尸出土时,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,芽齿齐全而牢固,尸体历久不腐,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含硫化汞等成分的棺液,可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,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,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,内装有多种药物,大多味辛温,与上述《楚辞》有关中草药谗完全相同。时至明代,湖北蕲春人、我国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明珍,毕生深入民间,上山采药,继承和发扬了神农氏尝百草、救人命精神,成《本草纲目》一书,对总结古人医药物成就和为后世中草药诉继续发展,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从炎帝神农医药文化至李时珍成为祖中草药文化的集大成者,说明荆楚大地历来是我国古代中草药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基地,从一个侧面,反映了炎帝神农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密切关系。炎帝神农植五谷、创编织、尝百草、兴贸易,这在当时来说,是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,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的成就,因此,炎帝神农文化,实际上就是先进生产力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,我们今天弘扬炎帝神农文化,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人民勇敢的创新精神,发展生产力,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中,开拓并进。

炎帝神农时期,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阶段,所以,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,社会组织形成也开始发生变化,《绎史》称:“是以三皇以来,皆曰王天下”。有关古籍对炎帝神农治理天下的记载是很丰富生动的,表达了古人对这一神秘而又理想社会的向往。如《尸子》说:“神农理天下,欲雨则雨,五日为行雨,旬为谷雨,旬五日为时雨,正四时之制,万物咸利,故谓之神。”在古人看来,炎帝神农时期,是一个风调雨顺时代,“万物咸利”民人幸福,神农亦被尊之为“神”故为“神农”,亦即农神。又如《淮南子》说:“昔者,神农之治天下也,神不胸中,智不出于四域,怀其仁诚之心,甘雨时降,五谷蕃植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月省时考,岁终南功,以时尝谷,祀于明堂。……养民以公,其民朴重端悫,不忿争而财足,不劳形而功成,因天地之资而之和同。是故威厉而不杀,刑错而不用,法省而不烦,故其化如神。……当此之时,法宽刑缓,囹圄空虚,而天下一俗,莫怀奸心。”这一“天一俗”与“和同”社会,当以国以民为本和以农为本的传统,奠定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古代人文文化的基础。楚人立国后,受此思想影响至深,在图存争强的岁月中,既坚持“筚路蓝缕”,发展生产,“惟厚于民”,又注重与周边各族搞好关系,《史记·楚世家》称,“甚得江汉间民和”。楚国经长期的奋斗,终建成一雄踞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国。炎帝神农的故乡随州人季梁,早在公元前706年(《左传·醒公六年》),就提出了“所谓道,忠于民而信于神也”和“夫民,神之主也,是以圣王先成民,而后致力于神”的观点,继承和发扬了炎帝神农“民惟帮本”思想,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民本思想家。几乎与此同时,楚大夫斗廉提出“师克在和,不在众”和“卜以决疑不疑,何卜”,也是轻天重民、相信民意的表现,楚庄王、孙叔敖更是强调体验民间疾苦、主张“庇民”和“安民和众”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体力行者。时至战国中后期楚威、怀王时期,楚人许行专门谈“神农之言”,被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为“九流”之一。据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,他主张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,饔飧而治”,反对“有仓廪府库”、“厉民而以自养”。他主张“市贾不二,国中无伪”,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,产品交换要求合理,杜绝伪劣与期诈。显然,许行弘扬了炎帝神农原始农副业思想,说明楚国历来重以人为本、以农为本,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重视炎帝神农文化遗产,荆楚文化与炎帝神农文化关系是何等密切。

神农既是“三皇”之一的“农皇”,又是“农神”,故除教民耕种外,还“德浓厚若神”、“道德玄泊,有似皇天”,强调实行德治。如《帝王世纪》记;“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,箕文谏而杀之,炎帝退而修德,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。”《人皇神农氏政典》则更描绘了一幅政通民和、“一归于正”的平静和谐的理想社会画面。在此同时,又传他创《大壹兵法》、《神农兵法》各一篇、作神农乐曰《下谋》,一名《扶持》。《新论》说:“神农氏为琴,七弦,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。”《绎史》引《琴清英》说:“昔神农造琴,以定神,齐淫辟,去邪欲,反天真者也。”另据《神农求雨书》说,如春夏雨日而不雨,神农还以“舞龙”的形式求雨,至今民间盛行的舞龙活动,与这一传说不无关系。从炎帝神家的为民求福、“退而修德”,至创兵法、制礼乐,说明炎帝神农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文化特色,这对今天强调人文文化建设,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,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炎、黄两帝,被奉为华夏族先祖,后又被奉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先祖,是与他们从氏族部落的融合过程中,进而升华为民族是分不开的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中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,他说:“亲属部落的联盟,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;不久,各亲属部落的溶合,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为一个民族”。前已指出,炎帝神农氏是混合的称号,神农氏是“三皇”之一,源自古荆楚大地,死后“凡八世:帝承、帝临、帝明、帝直、帝耒、帝哀、帝榆罔”,是源远流长的族系。《春秋命历序》说:“神农始立地形,甄度四海远近,山川林薮所至,东西九十万里,南北八十二万里。”说明已按地域进行治理,这是原始氏族制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。炎帝由北而南,与神农氏汇聚,黄帝之后亦由北而南,经长期融合,终形成以楚人(姓王族)为主体的民族群体——华夏族在南方的联合体。“北河南江”、“北黄南炎”,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。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“我们是炎黄子孙”,就是我国各族人民,尤其是海外侨胞华裔对这一历史遗产所表露的深厚感情。因此,我们今天弘扬炎帝神农文化,实际上也就是牢记中华民族形成的历程,弘扬我国各族人民传统的爱族爱国精神,反对民族分裂,维护僵各族人民的大团结。

炎帝神农文化与黄帝文化一样,既是我国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形态,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,也是荆楚文化的肇端,使荆楚文化不断得到充实、提高,成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一个分支,从而使华夏文化更加绚丽多姿,充满了勃勃微生机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。荆楚大地,尤其是荆州、乃至湖北全省,历来是中华文化在南方的一个整合中心,所以,在研究荆楚文化时,必然会涉及到对炎帝神农文化(当然也包括对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文化)的探索,这样才能使荆楚文化的研究,进一步深入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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